温州版“限购令”的松动,尽管引起了极大的关注,但并没有受到很多“责备”,而是更多地被解读为政策的合理纠偏、顺应市场的合理需求。温州地方主政者也反复强调,限购令的调整属于政策向“标配”靠拢,并非“松绑”,不仅没有突破国务院规定的“底线”,而且能够满足被错杀的改善性需求,完全符合政策导向。
从温州楼市超长周期下调的走势来看,此次政策调整具有一定合理性。自2012年四季度以来,全国楼市回升趋势逐渐明朗,百城房价同比自去年12月起连续8个月上涨,而温州是主要城市中唯一房价同比连续下降的城市。调整前的“温州版”限购令,其核心内容是“限制本地户籍家庭购买第2套住房”,这在2011年各地贯彻新“国八条”出台的所有“限购令”版本中是最严格的。
2011年如果不严格控制楼市投机炒作,温州将面临着“实体经济不断下滑”和“房地产泡沫化”相互强化的双重风险。从2006年到2011年,温州市区商品房销售均价从8045元/平方米一路上涨到34674元/平方米,6年当中足足上涨了4.2倍。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,温州外向型经济模式受到严重冲击,民间资金大量逃离实体经济而进入房地产开发和购置。值得注意的是,大量民间资金进入楼市,不仅严重放大了楼市走向泡沫化的风险,而且让实体经济日益“空心化”。可以说,温州市政府在当时出台全国最严厉的“限购令”,不仅是为了控制房地产投资炒作,更是为了挽救实体经济,阻止资金向房地产集中,并让资金更多地回流到实体经济中。
多年来,温州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来源于民营经济活力与草根金融动力结合。2011年以来,不仅外需下滑局面未改,而且由于宏观资金面紧缩,民间借贷链条受到冲击,人工和资金成本上升,实体经济举步维艰。旨在解决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和投资出路的“温州金改”不仅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,而且因为民间借贷风险的爆发而使得传统草根金融的优势丧失殆尽,造成经济增长持续下滑。从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看,上半年温州GDP增速仅为7.4%,远低于浙江省8.3%的增速。下滑最快的是包括房地产在内的第三产业,而这与温州在浙江省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。在经济增长考核的压力下,不得不将经济增长点转向了被持续打压和沉淀民间资金的房地产。房地产颓势如果能够扭转,不仅固定资产投资、地方财政能够恢复增长,而且沉淀在房地产行业上的存量民营资金才能盘活,传统草根金融才能像往常一样正常运转起来,才有可能继续考虑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转型问题。
对政府而言,温州松绑“限购令”的举动确实属于无奈之举。因为,民营经济举步维艰和实体经济转型困境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,这对地方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。而对新一届温州地方主政者来说,经济增长绩效考核的压力又很重,短期内可以“拿的起来”的只有房地产,同时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又对民间存量资金的盘活,进而对民营经济至关重要。
但民营经济恶化的生存环境和转型的困境并无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,温州地方政府松动“限购令”的“托市”行为,对温州的经济前景、民营经济的转型和民营银行的发展来说是个非常不好的信号。因为,政府“托市”行为意味着楼市结束长达22个月的下跌是必然,触底反弹也是必然。尽管沉淀资金有解套的希望,但民营经济衰弱的现状及其面临的约束环境,不仅不会使这些盘活的资金重回实体经济,反而会诱使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房地产,而近期温州楼市因“限购令”放松而回归火爆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。
进一步讲,温州对于楼市的“托市”行为,可能会让温州走上与其他依赖房地产的内地城市一样的发展道路,即土地财政支持下的“经营城市模式”。对房地产依赖越深,民营经济和民营银行的前景就越黯淡,而从前引以为豪的“温州模式”将渐行渐远。